王天明教授发文指出：近20年来虎栖息地破碎化和人类干扰持续加剧

作者：邵宇婷, 苏元博, 王大伟, 王天明（通讯作者）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jenvman.2026.128554

2026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东北虎豹国家野外台站王天明教授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发表题为“Inconsistent trends in disturbances and fragmentation of natural habitats in tiger conservation landscape”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基于20年人类足迹和森林破碎数据，通过构建双重指标景观风险分类框架，评估了2000年至2020年人类干扰对76个亚洲虎保护景观和种群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亚洲13国在2010年共同提出野生虎数量加倍目标，但人类干扰和栖息地破碎持续加剧，13个虎分布国在保护能力差异明显，导致现存5个亚种虎栖息地干扰速率有显著差异，凸显保护成效受国家治理能力和政策背景的影响。未来虎恢复策略须超越基于种群的目标，将栖息地连通性和景观完整性等动态指标纳入保护政策和评估框架。

栖息地丧失和日益加剧的人类活动是野生虎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虽然2010年《全球虎恢复计划》提出到2022年实现野生虎数量翻倍的目标（Tx2），但栖息地质量和连通性的系统监测仍未充分纳入保护实践。虎分布主要集中在亚洲76个高度破碎、受人类干扰严重的景观中（图1）。虎的生存高度依赖连续森林、丰富猎物和良好景观连通性，而人口快速增长和基础设施扩张正在不断侵蚀这些关键条件。虎景观的人类干扰与栖息地破碎化的协同演变缺乏统一的量化评估，这也限制了保护工作从种群数量提升向景观过程管理的转化。

图1 虎景观分布情况。Tx2：到 2022 年有望使虎种群数量翻倍的区域（29），1-76：虎景观编号。

本研究构建了双指标、过程导向分析框架，系统评估2000-2020年间虎景观内人类干扰与森林破碎化的时空变化。通过比较2010年Tx2目标提出前后干扰速率的变化，识别风险景观，并分析13个虎分布国在保护能力上的差异（图2），为科学制定景观尺度保护策略提供依据。

图2 本研究的方法流程图。

2000-2020年间，超过50%的虎景观经历高水平人类干扰，2010年后干扰速率显著增加。相比于非加倍区，加倍区的人类干扰强度及速率均较低。不同虎亚种人类干扰变化不一致，孟加拉虎栖息地受人类干扰最严重且增速明显。东北虎栖息地干扰较低，但2010年后增长率由下降（-0.36%）转为上升（0.40%）。马来虎栖息地人类干扰增长最快，2010年后增幅最高（1.68%）（图3）。

图3  2000-2020 年间人类干扰速率。（a）两个时间段内虎景观、加倍区和非加倍区的人类干扰速率（）。（b）虎亚种景观内两个时间段的人类干扰速率。（c）2010 年前后虎景观中人类干扰速率的变化（）。左下角的插图显示了虎景观数量。

2000-2020年间，超过50%的虎景观处于中等或高水平破碎化区域，总体呈上升趋势，2010年后破碎化速率加快。空间格局上，在2000-2010年以FFIlow转为 FFImedium为主，2010年后主要由 FFImedium 转为 FFIhigh。相比于非加倍区，加倍区破碎化速率增幅更大。不同虎亚种景观破碎化差异显著，孟加拉虎栖息地破碎化最严重，高破碎化区域超过25%。东北虎栖息地破碎化最低，高破碎化区域仅约3%，但2010年后呈上升趋势。马来虎栖息地破碎化增幅最大（0.91%）。印支虎部分栖息地破碎化有所下降，主要集中在缅甸、泰国等地区（图4）。

图4  2000-2020 年间森林破碎化速率。（a）两个时间段内虎景观、加倍区和非加倍区的森林破碎速率（）。（b）虎亚种景观内两个时间段的森林破碎速率。（c）2010 年前后虎景观中森林破碎速率的变化（）。左下角的插图显示了虎景观数量。

64.39%的虎景观处于“高风险”或“低风险”类别。加倍区的虎景观高面临更高风险。风险类别与亚种高度相关（χ² = 166.06, p < 0.001）。其中，印支虎栖息地风险景观占比最少，具有强的恢复潜力（图5）。

图5  虎景观的风险类别。（a）虎景观内风险类别的空间分布情况。左下角插图为不同风险类别所占的百分比及虎景观数量。（b）不同风险类别的虎景观在加倍区和非加倍区中的比例和数量。（c）不同风险类别的虎景观在亚种内的数量。

虎种群变化趋势与森林破碎化下降呈正相关，与人类压力下降无显著关联（图6）。多指标评估揭示13个虎分布国在保护成效上存在差异。中国在所有指标上均高于平均水平；俄罗斯、尼泊尔和不丹在部分指标上表现较好，马来西亚在反偷猎方面得分偏低（Z = -2.50）；虎已功能性灭绝的国家（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其指标整体得分普遍偏低（图7）。反映各国在政策、资金投入和管理执行力上的不同。

图6  国家尺度虎种群数量变化与干扰降低的关联。（a）虎种群数量变化与人类干扰降低比例（△HFP < 0）间的Spearman相关性。（b）虎种群数量变化与森林破碎化降低比例（△FFI < 0）之间的Spearman相关性。

图7  13个虎分布国保护指标评估。

在本研究中，2010年后，人类干扰持续加剧，森林破碎化现象在大多数虎景观中持续存在，这凸显了保护目标与景观过程之间的不匹配。不同亚种和地区间的显著差异进一步表明，保护成效受国家治理能力和政策背景的影响。综合来看，未来虎恢复策略须超越基于种群的目标，将栖息地连通性和景观完整性等动态指标纳入保护政策和评估框架。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邵宇婷为该论文第一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王天明教授为通讯作者，博士研究生苏元博，博士后王大伟参与了该项研究。研究工作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24YFF1307300）和教育部复杂生态系统学科突破先导项目支持。